本文由镜相 X 复旦大学合作出品，入选高校激励项目“小行星计划”。采写 / 杜烨滢、张黄胤麟
指导老师 / 许燕
编辑 / 柳逸
“每一个出走故乡的人，或许都会在某个时刻重新打量所来之处。砖瓦泥墙，一花一树在抽离之后，生发出许多从前无从发现的奥义。恰如彩色照片被调成黑白，斑斓色彩遮蔽的光影和明暗调子就凸显出来。”在现代化进程中，城市的蔓延伴随着乡村的凋零。人们朝向城市奔去，乡村是被抛下的，其贫瘠或是匮乏不断被重新审视，它是“先富带后富”的“后”，却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源。而在乡村，女性是一个很难逃开的话题：乡村的女人越来越少，她们有着更深的驱动力逃离乡村：乡村对她们远不如对男人宽容。娜拉们一个接一个出走，然后呢？
小羊小时候，水是干净的，夏天可以和隔壁小孩一起游泳，晚上把桌子椅子往外一搬，摆盘小龙虾打把芭蕉扇吃；更多的时候鞋也不穿，和隔壁小孩在泥土上疯跑，脚趾甲缝、脚趾头中间全是黑黢黢的泥。大人们也不骂不说，“好像只要不出人身安全问题就没关系”。“好像别人会觉得自己是个农村人，很丢脸，但我不会，我很自豪，我觉得这里塑造了我自由浪漫的性格。”小羊这么评价自己。爷爷奶奶对小羊很好，她可以读书，也不花大量的时间干农活，她有能力读得好，就不至于为家里献上自己的人生，不必辍学找工作早早养爷爷奶奶。有时候父亲从城里回来会给她带点小玩意或者新衣服。但更多的时候，他和爷爷奶奶的哭声与争吵绑定在一起。他赌博、他阴晴不定、他回家就是要钱。爷爷奶奶要把一点钱藏起来，等那个男人走。有的时候被发现了，爷爷奶奶就会和那个男人打起来。小羊说父亲更像一个“儿子”而非父亲。父亲沾着唾沫点着钞票，奶奶扯着嗓子喊造孽，这个画面至今仍然会不受控制地突然在小羊脑海里闪回。母亲早早就跑了，其实小羊关于她的记忆也不太深了。父亲回家时家里如果没有争吵，那就是同仇敌忾对母亲的辱骂。“烂裤裆”，平时等小羊回家才把青菜下到锅里的奶奶沙着嗓子用手虚指着窗外，父亲在旁边皮笑肉不笑，小羊沉默地听着，没有表情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怨恨。直到小羊上高中，她比父亲高了，她才能在听到他们同仇敌忾的时候去拿菜刀，站着，死死盯着父亲的眼睛，让他滚。“如果我是我妈，我跑得比她还早。”小羊这么告诉奶奶。小羊的床边，依稀有着她刚学会识字不久写下的“妈妈我爱你”，争吵中几经涂抹，还有斑驳的红色印记。谈到未来，小羊还是会回到家乡，或许当个村干部。爷爷奶奶对她的好让她狠不下心抛下一切离开，她可以不管父亲，但做不到不管爷爷奶奶。故乡对她的好让她难以完全割舍故乡，而带来的伤害也不足以让她完完全全爱故乡，她不得不继续和曾经的伤害一起走下去。
黄梅是被抱养的，是那个年代很少见的被领养的女孩。她是弃婴，被扔在福利院里，怀了很多孩子却没活下来一个的一对夫妇来收养了她。黄梅觉得母亲日子过得明明很好，母亲的家乡很远，比黄梅的村子更贫穷，她也一直说自己很知足。母亲虽然是被卖来的，但她也有亲戚在村子里。亲戚告诉16岁刚跟自己父母打完架的母亲，可以跟她去城里打工，可以嫁给城里人，16岁的母亲就跟着来了。母亲被几千块钱卖给了讨不到老婆的父亲。黄梅对此很坦诚，她和村里人都觉得是一件好事，母亲确实知足了很久很久，因为这个村子确实没有自己的故乡贫穷。而且父亲对母亲很好，没有打骂，甚至是母亲欺负生来残疾的父亲，“扑撒特宁”、“短棺材”伴随着唾沫星子在家里喷着，母亲中气十足，父亲被骂也不敢说一句话，缩着头不吭声，只有黄梅会气不过和母亲对骂。
黄梅也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和父亲喜欢晚上听她念报纸，母亲看着黄梅，父亲看着母亲，家里很安静，只有她很骄傲地念着。现在想来他们很多板块都不理解，但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很久。母亲和黄梅不吵架很久了，忽然有一天她就和别人私奔了。
“知足常乐”，这是黄梅的微信名。黄梅说，报答那个冬天用肚皮给她捂脚，把她从福利院里救出来的父亲是她应该的。黄梅对福利院还有一点点记忆，“一天就喂一顿，活着看命”，幼小的黄梅在这样的环境里活着。福利院很穷，也可能是被丢的小女孩太多了，养不活每一个人。那个时候黄梅也不知道什么是死，现在只有后怕。母亲丢弃黄梅和父亲，对黄梅来说就和自己未曾谋面的亲生父母丢弃她一样。黄梅离开过村子，去城里打工，但母亲离开后，她又不得不为了照顾父亲回到家乡。她也代替各奔东西的姑母们照顾着老人，收着姑母和表兄弟姐妹们给的每月几千元的赡养费，和父亲、和父亲的父母一起活着。“其实在城里也没过得很好”，黄梅说，“我现在挺知足的。”黄梅有时候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拍的照片，写一点文字。她闲暇的时候爱刷抖音，年迈的父亲也不关心外面发生了什么，只有黄梅自己看着手机里的世界。
她抓到丈夫和别的女人出轨，看到丈夫手机里的女人裸照，然后被丈夫打了一晚上。她试图挣扎，丈夫说一起死了算了。丈夫慢慢累了就睡了，打鼾打得像猪圈里哼哼叫的猪、屋子外面栓的狗，她笑着说。丈夫是相亲认识的，最大的优点是“老实”，没有工作但是父母给他买了套镇上的房子。凤娇想，结婚了住到镇上，她就不用再管父亲了，挺好。凤娇的母亲会在父亲喝多了暴怒的时候扑在她身上挡着她。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告诉她把蝉烤了以后，把翅膀撕掉，中间的肉很好吃，凤娇很喜欢那个味道。凤娇第一次被打的那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她不甘心一起死了算了。她说，觉得自己不该死。她在被丈夫打的时候有一种羞耻感：婆婆让她别顶嘴，把儿子养大就好；丈夫说如果不是她非要管自己，也不会有这些事。凤娇想，凭什么？她想报复，而不是去死。她腿上胳膊上还有淤青，去镇上的便利店上班时，淤青被隔壁饭馆子老板看到，他告诉她自己很心疼她。老板平时对凤娇就很照顾，二人也会聊些生活琐事。老板向她表白，这是凤娇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感情，她也喜欢老板。况且，她说，自己凭什么不可以。丈夫把她和老板的聊天记录截屏发到家族群里，又去饭馆大闹了一场，然后赶来的老板妻子把凤娇拖到街上。饭馆老板和凤娇断了联系，凤娇被辞退，饭馆的生意如常。凤娇待不下去了。她想到刚上幼儿园的儿子，有点舍不得，但她不可能带着一个孩子走。况且，“总归是自己的孩子，（我）老了以后还会管我吧”，凤娇这么想，便没有了后顾之忧。凤娇在南通市里当起服务员，工资够她每个月活着。亲戚劝她再找个对象，说她想得不长远，她老了得有人陪着。凤娇拒绝了，她把希望放在家乡的儿子身上。
第一次在很早的时候。20岁的她背上背包，夹着一口刚学了两个月的蹩脚日语，跟着“中介贩子”糊里糊涂地就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。对于要去日本干什么，要待上多久，彼时的她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。“只听人说是去赚钱的，能挣大钱，我就跟着去了。”这一待，就是两年。这两年间，和她合租的舍友换了一批又一批。最开始，她和隔壁村一起来的小姑娘小花一起挤在榻榻米上。小花也是村子里被中介贩子忽悠来的中国姑娘之一，中介在小花家的门口向她父母介绍说日本的工厂里包食宿，吃得好住得好薪水还高，她就被父母送上了船。当然，中介提到的这些“福利”，一件都没有兑现。
这群中国姑娘从中国的一个盛产棉纺织品的村子出发，跨越海峡，最终挤在日本乡村小屋的地板上，日日夜夜做着同样的事情——纺织。和小花不同的是，秀丽是自己主动要跟着中介走的。没干两个月，秀丽的舍友已经换了一批人，一群新的中国面孔躺到了她的身边。和舍友小花离别的时候，秀丽还落了几滴眼泪，再后来，她便习惯了。她把那些回家了的人，称为是“吃不起苦”的人。她也替中介辩解道，其实薪水还是挺高的，这没骗她。虽然拿着日本当时的最低工资，但寄回家里，兑换回人名币的数目，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一笔巨款。“这些钱都是给自己攒的嫁妆”，她解释道。不过，在日本的两年，秀丽的日语还是和出国前的水平差不多。秀丽一个月都不一定有几次能用上日语的时候。在工厂的每天，睁眼就是打开缝纫机开始工作，除了饭点，根本没有停下的时候，她也不敢停下。工厂的老板是一个不苟言笑的日本男人，他曾经把一个常常偷懒的中国女孩赶出了宿舍，“丢”出了工厂。秀丽不知道那个女孩后来去了哪里，有没有回到中国。有了前车之鉴，她往后每天的工作都加倍努力，生怕被撵出这个在日本唯一的落脚处。每个月挣来的钱，都被秀丽寄往了家里，妈妈替她存了起来当作嫁妆。除了寄钱，她还会偶尔捎带上一封信汇报自己的境况。父母是文盲根本看不懂，只有姐姐能充当翻译，解读她在日本的鸡毛蒜皮。那时其实电话也已经慢慢普及，但那时候家里根本没钱装电话机，更打不起越洋电话。她和家人的交流就只能由信件完成。两年中，她只收到过一次从家里寄来的信，姐姐问她，什么时候回家，该到结婚的年纪了。秀丽就这样回了国，顺应父母的意思，在结婚的年纪结了婚。秀丽第二次离开的时候不是一个人，她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了乡村，去往了上海。秀丽和她的丈夫就是通过相亲认识的。丈夫对他说了跟当年的中介贩子一样的话，“跟着我去上海，上海有更好的生活。”她就这么跟着他，再次离开家乡，来到了上海，这也是她第二次长久地离开农村的家。来上海后，她放弃了她拿手的手艺——纺织，跟着丈夫，开过小卖部，在水厂卖过水，还拿出自己在日本攒下的积蓄咬咬牙付了一套房的首付，成为了房贷一族。在回忆过去的岁月的时候，秀丽常常提到“幸福”两个字，“虽然没钱吃了几年咸菜，但想着自己有房子了，就挺幸福的”。她不觉自己吃了苦，只觉得年轻就该吃点苦，熬着熬着总会好过的，她笑着说，有房子就什么都好过了。
填志愿的时候，她只填了除了家乡所在省市以外的大学。高考对于她而言，是第一个她可以光明正大离开乡村，离开务工父母的机会。佳燕对父母的感情很复杂。一年里，只有寒暑假，她才会和父母久违地重逢。假期的她总会被爷爷奶奶打发去父母打工的城市住一段时间，老人家觉得佳燕应该很想念父母。佳燕却总是不愿去。佳燕的父亲是一个出租车司机，而母亲一直没找过工作，以父亲的工资，只能勉强租到一间阁楼的小房间。佳燕会更喜欢在寒假去找父母，屋子里只有一张床，她一翻身就能感受父亲身上的热气，夏天就不好受了，所以每年夏天她总是努力找理由不去找父母，这样就能好受些。
亲戚也曾去过佳燕家，看到佳燕家的格局后，亲戚讶异地问，小姑娘年纪这么大还和爸爸睡一起吗，他妈妈也只能讪讪地笑笑。不过，佳燕并不介意，她说，我理解我家的情况，我只是觉得和爸妈有点生疏。父母和佳燕的关系实在算不上亲密。他们没空管佳燕的学习，但每每视频通话时，他们的话题却只有学业。“最近学习如何”，接着就是长久的沉默和一句“你好好学习，听老师的话”就匆匆结束了对话。好好学习，然后未来就能有更好的生活，这是父母从小在佳燕心里种下的种子。对于什么是更好的生活，佳燕说，就是自己可以负担一个更大的房子，至少，得能放下两张床，其他先不去想了。高中三年，佳燕没有和朋友出去玩过几次，她不介意被人喊作是书呆子，她只想拿更高的分数，考出去，考个好专业，找个好工作。现在大一的佳燕，修读了护理学，这是她为自己精心挑选的专业，很好找工作，“等我有钱买个大房子，我和爸妈的关系或许就会不一样了。”她这么说。
小羊高二因为抑郁症休学了一年，偶尔出门，可以看见别人偷偷用余光看她，她回看时别人就把目光投到地上。村里哪家结婚了办酒席，爷爷奶奶带着她去，她能感受到走进桌子间的缝隙时，别人的目光随着她一起缓慢蠕动。村里人说她是怀孕了才休的学，叹息中有一点幸灾乐祸。小羊说，大家敞着门大着嗓子，听不到才难。她不知道怎么面对村里的其他人，甚至对复学后的她来说，学校竟成了透口气的地方，“好歹有点盼头”。小羊说到，村子虽然有闲言碎语，但对男人格外宽容，比如对小羊的父亲，大家只会劝他再找个老婆。但黄梅对家乡的感受不是这样，母亲是一个被刻意淡化的存在，而父亲因为先天的大脑发育不足不断遭受着嘲笑。结伴的小孩儿在经过黄梅家时，只要看到父亲，就会对他高喊着：一加一等于几？然后看着父亲涨红的脸，不等他回答就跑开。“不是专挑女的捏，就是你好欺负就捏你两把”，黄梅这么认为。任艳离开家乡很久了，经济独立。前夫提出离婚的时候，她险些从家里的阳台跳下去。任艳质问他，“别人会怎么想？”婚还是离了，但它就像任艳心头的一道不能结痂的伤疤。邻居问这家的男人去哪了，任艳只说出差。女儿早早接受父母的离异，任艳还是一遍遍告诉女儿：这是正常的，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在劝说自己。但任艳还是害怕，她几个月就要问一次女儿，会不会有人因为自己离异而看不起她。女儿告诉她不会，可任艳还是问，还是问，问了十余年。谈到离异，任艳说，她当年的想法是，她离了婚要让自己还在老家的外婆外公怎么活？她觉得这是一件为祖上蒙羞的事情。“这里容得下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、贫穷的夫妻、打架的夫妻，唯独容不下离婚的夫妻”，《盐镇》里的乡村是这样的。任艳在上海早早扎了根，可家乡依旧深远地影响着她。任艳很害怕一切“不正常”的事情：她和前夫结婚的理由是谈恋爱了就需要和这个人结婚，她接受自己离异的理由是在上海这是正常的。任艳把自己塞进名为“正常”的小小缝隙里，一切可能撑破这个缝隙的事物都令她恐惧甚至暴怒，除非她找到了劝说自己“这也是正常的”之理由。任艳最经常训斥女儿的话是：“你看看你这样正常吗？”任艳的女儿患有多动症，她刚得知这是遗传性病症的时候就竭力否定这一点：女儿只是不努力、女儿只是性格大大咧咧。任艳用自己举例，她肢体不协调，跳远跳不出去，她就天天跳天天跳，终于达到正常人的标准，她很自豪，觉得女儿也应该这样。女儿没办法上课集中注意力听讲，任艳就周末给女儿报了两整天的补习班让她学，同样的知识学三四遍，终于达到“正常人”的成绩。任艳很害怕女儿不够“正常”，会被别人说果然是没有爸爸的孩子，哪怕没有人真的说过。任艳很小就知道，自己一定要走出去。母亲念到高中，开放高考的时候因为怀孕没有能读大学，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任艳身上。任艳怀着想要有更好的生活的心情考大学离开故乡，再回头看，却已经不想回去了。任艳谈到故乡的闲言碎语，“嫌你穷，怕你富”、对女人离异的鄙夷，任艳都知道，任艳也很反感。但这些东西还是深深扎在了任艳心里，她仍然因为对闲言碎语的畏惧活得小心翼翼，并为自己可以在“正常”的缝隙里活得很好感到自豪。易小荷在《盐镇》中写，“闲言碎语几乎就是镇上的日常体系。每个人都在评判别人，每个人也都在被评判，如同费孝通所说的‘每一家都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在周围划出一个圈子’，而整个古镇就是这个人的全部圈子，足以对这个人拥有生杀大权一般的影响力，它有多狭窄，人就有可能多狭窄。”小羊、黄梅、凤娇、秀丽、佳燕离开了小村庄，但好像时间和故事又在名为村庄的东西里凝结。流言、偏见如细雨般不断渗透，绵密而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她们的生活。她们努力应对周围的议论和评判，但内心深处的不安和迷茫仍然存在，无法逃离这阴郁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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